刮痕底下，还剩半个“七”字。

贺锈把白滩管标拓片压在灯边，用磨钝的炭块横着扫。纸面凹痕一点点吃进黑色，十几道平行刮线之间，露出一道向下弯的残笔。

“七字尾。”他说。

廖铁生将黑松泵房带回的旧铜套放到旁边。铜套外沿大半被磨平，靠内圈的位置仍有半道刻痕。小七铺一张薄纸，用指腹慢慢压出轮廓。两张拓片合在一起，一个残“七”和后面半个长框正好相接。

贺锈没有立刻解释。他从贴身衣服最里层拆下一块油布。

油布折了四层，边角被汗浸得发黑。展开以后，里面没有官印，也没有成册文字，只是一排排刻在薄木片上的短号。每片木头正面刻泵号，背面刻坏件；有些旁边只划一道横线，有些则连划三道。

“我爹不识多少字。”贺锈说，“一横是来抄过号，两横是说料已批，三横是等过一年仍没到。”

最旧的木片已经裂开，刻号仍看得清。

每块木片的上缘还有一个小孔。贺锈父子过去把当年的泵牌、坏件短记和到料绳结穿在一起。一年结束便取下另藏，免得勘务司抄号人顺手收走。九块木片的孔位一致，刻痕深浅却不同。前四块出自贺老匠，刀口宽，数字歪；后五块是贺锈自己补的，刻线更窄。

木片上还留着每年验号人的指甲划痕。有一人习惯在号码末端压一个三角，连续出现三年；换人后，三角消失，抄号日却仍在同一季。贺锈记不住所有人的脸，这些小痕至少证明来人确实一次次摸过同一批旧件。

乔杏先按年份排，再把勘井抄表里的旧记录逐年对。第三年写副轴套偏磨，木片背面也刻着半月形；第五年写回水阀涩，贺锈那片则刻了断杆；第七年官抄突然写成“已换封”，木片却仍是三横料未到。

“若木片是后来补刻，也能对着抄表编。”范勘井工说。

贺锈脸一沉。

陆沉舟没有让两人争。他让小七取湿布，分别擦过旧刻槽。多年积灰已经吃进木纹，后刻的刀口会露新色，眼前九片从深槽到浅槽都有自然旧痕。第五年那块断成两半，刻字跨过裂缝，裂口里的油灰也早已硬死。

范勘井工看完，主动在对证纸上写“旧记可采，仍待原账复核”。他没有把私簿当官册，却也不能再说这些痕迹都是今日现编。

七二零四。

七二零七。

七二一一。

白滩管标残字正落在“七二”一段，黑松铜套的框宽也与木片上七二零七的写法相近。

乔杏把勘务司随身抄表拿出来。她这本只记现存废井和旧泵残件，黑松一栏没有完整泵号，却留着一条多年前转抄的尺寸：副轴套内径、外圈宽度、偏磨方向。

廖铁生用卡尺量铜套。

三项全对。

范勘井工又把白滩闸孔、旧管沟宽度和最高槽封边尺寸抄到一张纸上，与黑松回水阀线的口径并排。管沟比泵口宽，却恰好容得下一根主管加一道检修缝。

“同一批水工件。”乔杏说，“七二字头应当是旧农垦站的线号，不是单泵号。”

“黑松取，白滩存。”贺锈看着那些木片，“以前就是一条线。”

只靠半个残字还不能落这句话。

顾青苗把从白滩底层取回的灰黑泥摊开，又取出一小块旧管沟封灰。封灰掰碎后，里面有烧石粉、细黑砂和一点红褐铁屑。黑松铜套外残留的硬灰也刮下一点，颗粒与颜色几乎相同。

她分别用黑松样水润开两份灰。

干后都只泛浅白，没有白滩表泥那种厚盐霜。说明这批封灰长期接触过低盐水，且两处修造用的是同一种料法。

贺锈从油布里找出一片刻着七二零七的木片。

背面有九组细痕。

每组三道。

九年里，年年有人来抄号，至少九次说料已批，真正送到白滩的却只有两块错号皮封和一根裂阀杆。皮封小了一圈，泡水后也套不上闸座；阀杆本来就有裂，装了半月便断。

贺锈把两块错号皮封也带来了。皮早已干硬，内圈却留着当年的切边。乔杏拿白滩闸孔草绳一套，足足小了三指。这种错不是泡缩能造成的，更像从别处剩料里随手挑了两块，拿来填“已到”二字。

裂阀杆则被贺锈磨掉一面，做成如今扳手的加力柄。断口处有旧锈，外层还有一次粗焊。廖铁生一看便说焊缝吃得太浅，承受不了反复启闭。所谓维修料，从送到白滩那天起就注定会坏。

这些东西没有指向某个现任官吏，却让“九年没到完整料”有了重量。它不再只是贺家父子的怨话，而是两块套不上的皮、一根早裂的杆和九串对得上的年月。

“来抄号的人每年不同？”陆沉舟问。

“头几年是同一个老录事，后来换了三个。都拿着农政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