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顺治年间，清朝不断恢复旧制，弄得这帮地主老爷觉得‘olddays’又回来了，所以他们从顺治朝开始就和清廷开始了相互试探。

所谓的清初三大案，就是清廷打压江南士绅的具体表现。

在这几十年，清廷先是处决了一个叫陈名夏的官员，后续又连带处决了一千余名官员，就是打碎南方官员在朝堂上的话语权。

在此之前，大量南方官员投降进入清廷，他们与满人官员的价值观相左，并且试图以过去那种方式来影响朝廷，若是能像明朝后期一样，声音都是他们的，那就更加美好了。

但事实证明，军事上的胜利才是政治胜利的根本保证。满族人在顺治年间也压根不在乎什么儒家的政治传统，以及礼教两字之下隐藏着的读书人的特权。

后来，清廷禁止各种‘盟社’，就是剥夺了这个群体在民间的政治影响力。随后又有文字狱，从而瓦解他们在思想层面的影响力。

这些连续不断的措施，基本上把江南士绅的政治地位完全踩碎，所以我们从未觉得清朝的文人有明朝那样嚣张。

自此以后，他们不再有政治特权，那么到后面失去经济特权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所以这关乎一个帝王的勇气，又超越一个帝王的勇气。

朱厚照所面对的情形和雍正皇帝完全不同。

他要在乎儒家的政治传统，他要受礼教的约束，他的基本盘是士绅。

但是他今天之所以又和大臣提出这个问题，在于他手中的军事力量的财政支持有一半来自于新兴起的商业；他手中的政治力量，有相当一部分已经非常认可他所开创的王朝中兴。

“朕在凤阳会说，到了杭州也会说，所以彭泽你先宽心，这件事朕不会鲁莽从事。”朱厚照说这件事的时候相当的平静，且冷静。

他甚至不要尤址在边上，而与三位心腹之臣在殿外，湖上的凉亭里促膝而谈。

彭泽则像是明白了什么，“陛下在淮安府、应天府查处之事，想必也是为了……造势？”

这么一说谢迁和荆少奎也都明白过来，看来皇帝已经下了初步的决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