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士绅优免这件事，见于《太祖实录》所载：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

这其中有我们后世人难以理解的一句话：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

朱厚照作为地位最高的人，实际上他也收益于这句话，其内涵在于：官与民就是地位不等的。

等级制度是深入人心，也是王朝得以维持稳定必不可缺少的。他本人所有的优渥与奢侈也都来自于对最底层民众的压迫。

既然如此，士绅群体就该有其优待之处，这是经济上的优待换得的政治上的拉拢。

不管圣人经典如何强调‘民为邦本’这件事多么重要的，事实上正经的统治逻辑其实是要老百姓你就安安稳稳当老百姓。

所以这里面的根本逻辑就是扭曲和自相矛盾的。

嘴上喊着的是民为贵，实际上历朝历代都处处打压民。

就如同之前不允许百姓拦轿告状是一个道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彭泽讲‘不可轻率’就是谋国之言。

这件事要做成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智慧的。

当然，人们常以雍正推行了士绅一体纳粮纳粮从而提高了对他的评价。

但这里面有几件事需要明确，第一，士绅一体纳粮当差并不是在雍正朝提出的，实际上是顺治后期一系列改革的结果。

第二，清朝与明朝不一样，或者说与历朝历代都不一样。明朝的统治基础在士绅，清朝则不是，他的根基是八旗贵族。

第三，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有起始、酝酿的过程，它不是孤立的忽然就从雍正的脑袋里面冒出来了。

江南士绅群体在清朝入关、军事上彻底失败以后，仍然试图保留自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