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想做商君，靠山无疑还是软了一些。

一道政令从设计之初到严丝合缝地执行，再到落实基层推行，本就充满坎坷与挑战。

人的思维、理解与贪念、特权思想等等，

更是加重了种种政策的执行难度与力度。”

“回顾王安石在鄞县的治理经历，

当年他曾公开反对上级增加百姓税负、悬赏揭发私盐贩卖的荒谬政策，

是因为他意识到其中的制度风险，认为长此以往，会助长诬告谋利，败坏社会的风气。

后来保守派推行的守旧法也证明，悬赏告发在北宋的社会环境中难以奏效。

王安石的思想是超前的，他早已认识到，发展生产力才是解决财政困境的根本之道。

然而，他的傲慢、孤高，也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成为了他前进路上最大的绊脚石。

在鄞县任职时，

王安石便常常公开反对上级政令，甚至选择性执行或直接拒绝。

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当他成为宰相时，下级官员竟然也效仿他的做法，公开反对变法，这成了熙宁变法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安石的一生，充满了历史的悲剧色彩。

而他最受后人诟病原因之一，是他启用了‘小人’作为变法的骨干。

其实从王安石的履历来看，很难说他不重视德才。

他提出的科举取士方案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一脉相承，而范仲淹也被他尊为一世之师。

启用小人，实属无奈之举，或说是他过度自信的表现。

在与司马光的对话中，

司马光质疑王安石为何任用小人担任要职，

王安石解释称变法之初，朝中重臣支持者寥寥，原官员不肯出力，因此选用有才之人，待变法成功后再驱逐小人。

可司马光却说：小人一旦掌权，便难以再放权。

吃进肚子里的肥肉，谁愿意轻易吐出来？

这也是老夫前面所说的，王安石太过‘天真’，轻视了‘人性’的原因之一。”

“王安石遭到诟病的原因，还有与启用小人出于同一动机的‘排除异己’。

除了司马光，

被誉为百余年第一天才的苏轼，也成了王安石打压的对象。

苏轼与王安石的争斗被视为君子之争，

王安石曾在乌台诗案中救了苏轼，却又极力阻止苏轼接近皇帝。

这种任官规则，最终为投机分子提供了捷径，变法派内部四分五裂，互相倾轧，成为王安石身后的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