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没法说、不能说、说不得。

“等打垮李自成，朕有十足的把握，给这些军士们分田！”

大明朝的田亩数量一直是一笔糊涂账。

《明实录》、《赋役黄册》中记载的田亩数量就是一个谜：

洪武二十四年为三点九亿亩，两年后变成了八点五亿亩、七年后又变成四点二亿亩。

成化二十一年为四点九亿亩，两年后变为八点三亿亩。

弘治十七年八点四亿亩，一年后变成四点七亿亩。

同一个朝代，田亩数据前后变化如此之巨大，只能说有人动手脚了。

后世的黄仁宇写过一本《万历十五年》，里面有一个观点：

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对经济的管理都缺乏“数目字”管理手段。

各种模棱两可、前后矛盾的数据根本经不起推敲。

即便强如张居正，主持清丈全国田亩，得出的数据也不是很科学。

但越是模糊、越是经不起推敲的数据，就越能被人利用。

上下五千年历史中，想打破这种被利用、且真正具备经济思维的古代名人，只有四个：

桑弘羊、王安石、张居正、雍正。

桑弘羊力推的盐铁官营、向商人征税、确保酒类产品专营的酒榷制等等，为汉武帝的大汉朝廷积累了巨量财富。

后世很多制度，如烟草和盐业转卖都来源桑弘羊的经济理念。

但桑弘羊更倾向国家垄断，对于财富二次分配缺乏明确概念。

桑弘羊所处的时代局限，决定他没必要思考财富的二次分配。

他只服务于汉武帝。

王安石、张居正、雍正的共同点在于：

他们知道国家的财富和土地都去了哪里。

他们心里很清楚，治理国家、维护统治，光靠军事镇压和儒家典籍是不够的。

必须要有钱！

财政没有钱，最终的结局就是改朝换代。

而既得利益者不会将钱吐出来。

于是通过变法希望有钱的大地主、大官僚能够把田产等财富吐出来。

所以，王安石、张居正、雍正都被后世的既得利益者骂的狗血淋头。

比如那个小时候砸过缸的司马光，穷其一生要打倒王安石。

因为王安石的很多政策让司马光那一撮人利益受损。

这种解释很多人觉得过于肤浅。

甚至好多人觉得司马光才是识大体、老成谋国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