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虞的绝望并非只是来源于公孙珣的跋扈与敌意，更是来自于拥汉派内部的复杂派系……有些东西，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的，连刘虞这个名义上的拥汉派领袖自己都说不清楚。

在这方面，刘伯安唯一确定的是，在长安这个特殊的地方，汉室四百年威德而形成的所谓拥汉派力量，其实远超表面想象，其中激进者也不乏其人。而此番卫将军重返长安，刘伯安那番请公孙珣为大将军，以其女为皇后的应对，其实已经是迫不得已的一次尝试了。

为什么会如此？

说起来很有意思，汉室威德这种东西从来都是很玄乎的一个玩意，当桓帝兴起党锢，尽失士人之心；灵帝战后加赋，失信于全天下；还有董卓将洛阳弄成白地……彼时这玩意似乎是不存在的，不然何至于沦落到今日这个地步呢？又何至于一开始就会发生那些事情呢？

但是，真的等到一个确乎的、肉眼可见的人或组织出现，而且彼辈似乎还确实有能力将这个持续了四百年，将政治制度、民俗文化、国界地理等等一切铭刻到天下人心中的庞然大物覆而盖之、取而代之的时候，所有人又都畏惧甚至惊恐了起来。

而且大部分人，包括之前参与过对抗、攻击、肢解这个庞然大物的人，都发自内心的认为，自己有那个道德义务阻止这一切。

其中，有与汉室牵扯不休的公族权贵之家，有饱读诗书相信儒家忠君思想的传统士大夫，甚至刘备和曹操，哪怕他们心里明白，等自己成为天下至强之后，一定也会对取汉室而代之有这么一点想法，可此时却也是真的对拯救汉室有一种使命感。

这不玄幻，也不虚伪。

因为古今中外，这种情绪都是广泛存在的，眼下的匡扶汉室也好，后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乃至于反清复明，还有罗马永存，波斯万岁等等，这些都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大面积存在的遗老遗少确实代表了相当程度的人心所向。

实际上，这种情绪的广泛存在，甚至达到了一种可以在心理学上被定义的程度，心理学上对王朝更迭中人们多数从道德上认旧王朝的现象是有研究的。

换言之，从公孙珣痴迷和向往的那个科学道理上来讲，天下人维护汉室，抵触他公孙氏的天下不仅是一个从传统道德上值得推崇和认可的行为，而且还居然是一种非常科学的事物。

毕竟嘛，在这个时代，只有两个人可以用一种别开生面的是非观、文明观、历史观来看待事物，其余种种都还是用一种最朴素、最传统的三观来做认知与判断——那么在他们看来，无论如何，簒逆总是不对的吧？

甚至可以说，对于这些人而言，维护汉室这种东西本身就是一种最基本也是最高级的道德要求，恰如在有些人眼中‘吾可取而代之’本身就是一种最常规却也最高级的历史功业一般……时代摆在这里，又有什么好说的呢？

连徐元直和陈元龙这种人都会疑惑和迷茫，何论和汉室一起经历了更多的其他人呢？何况公孙珣本身就有大量的潜在敌人呢？

所以大家都会迷茫，哪怕公孙珣说了什么亡天下、亡国之类的话，还是会迷茫。而迷茫就会有犹疑和选择，就会有背叛和坚定，就会有大批的人为了所谓汉室四百年恩德去豁出性命。

那么回到眼前，刘虞和士孙瑞，还有黄琬这些人，真的是拥汉派中的稳重派，刘虞从河北而来，知道公孙珣的强大实力；士孙瑞是关中本地一个稳重的传统儒家名士，他生怕关中一个不好变成河南那个鬼样子，所以他有一种天然的妥协需求；黄琬则是多亏了公孙珣让他免遭另一个时空的李傕之乱，所以多活了几年，多走了一遭，而从中原、荆襄、巴蜀走完一圈回来后，其人看透了一些东西，干脆无欲无求，只想做个汉室忠臣到死而已。

但其他人呢？

那些性格刚强的，眼界狭隘的，目光短浅的，想投机的，心存不轨的呢？还有被公孙珣的新政伤害到关中大族呢？那些因为公孙珣的军事扩张而紧张过度的人呢？甚至天子本人呢？

只能说，有些事情和人物必然存在，而且必然广泛存在。

譬如讲，公孙珣在灞桥桥头其实就漏下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团体——天子和一些拥汉派的人这两年可不止是请求充实掖庭，实际上天子束发后为了延续后代，十五六岁立几个美人反而寻常，真正让天子和他身边人下了力气的，在于侍中与黄门侍郎。

汉家制度，侍中和黄门侍郎是能够贴近天子的近臣，于是去年底，长安正式提出了由长安本地选派侍中与黄门侍郎的事情，而当时公孙珣居然也同意了让长安自己选拔，唯独需要限定名额——六个侍中，六个黄门侍郎。

“卫将军被外戚一事激怒，把注意力都放到王、董、伏三位身上是好事。”这几年一直以闲散身份在长安久驻的太中大夫王允如此言道，而其人身侧则是数名之前灞桥前参与迎接之人，至于他们所处之地乃是王允后院私室，连个仆从都没有，唯有点点烛火摇曳。“如此，才会不耽搁咱们的大局……再说了，今日事后，刘伯安也好，杨文先也罢，还有那几位侍中、侍郎也该幡然醒悟了，以天子的聪明想来也会觉悟，这对咱们而言反而是好事！”

言至于此，其人忽然看向一名黑着脸盘腿不言之人，然后正色以对：“如何，马侍中今日还有何话说？马腾将军以为能苟且下去，可卫将军明显是不想放过你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