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泳自认的罪状有二：

一，御下不严，玩忽职守。致使部下参与了走私。

二，挪用公款，擅作他用。

这第一条，分明就是在为他开脱罪责了。

他受秦桧指使，为金人贩私大开绿灯的罪责，推脱到了下属身上，而他则成了不知情的上官、为部下所蒙蔽的上官。

虽也有罪，罪责就没那么大了。

这第二条，就是他为了第一条能被皇帝认可，而献的投名状了。

他曹泳老兄，要力争成为“污点证人”。

大宋还真有“污点证人”这种政策。

比如贩私人员，如果主动告发，不仅可以免罪，还会从因为他的告发而起获的赃物中，按照价值比例奖励这位告发者。

曹泳自认的第二桩罪名是，利用他在户部任官的便利，挪用公款，并巧立名目抹平了账目。

“挪用公款”的罪，当然不足以打消官家想用他杀一儆百的念头。

但是，他挪用的公款干嘛去了呢？你总得问问吧？

于是，他很自然地就做了回答：

拨给了定功军统制张云翊，用来支付调动平叛大军的军饷和战后论功行赏的犒赏金。

可定功军是朝廷兵马，为何需要当时的户部侍郎曹泳挪用公款，鬼鬼祟祟地支付战时军饷和赏金呢？

因为定功军是未奉诏命，擅自出兵，去衢州平定叛乱去了。

那么定功军为何会未奉诏命私自出兵呢？

因为，是秦相下令调动的兵马。

秦相为什么私自调动兵马平叛，而不上奏天子呢？

因为衢州知州王曮，是秦桧的妻弟，而衢州之乱，是被王曮的乱政给逼出来的。

秦相如果不遮掩着，王曮必受惩治。

这些，在曹泳的自劾书上一字未讲。

他就只是承认自己确实犯了罪，他挪用了公款，并巧立名目抹平了这笔亏空。

但是朝堂之上，皇帝一问这钱的去向，就摸出了一串的瓜。

赵构听了，又惊又怕。

他最敏感的那根神经被触动了，军队！

他对军队盯的已经够紧了，怎会千防万防的，还是叫秦桧成功掌握了一支军队？

居然未奉诏命，只凭秦桧一句话就能调动，这太可怕了。

定功军一共有五千人的编制，放在京畿枢要之地，这已经是一股非常可怕的力量了。运用的好，它能做很多事。

两个多月以前，衢州发生了叛乱，秦桧擅自调动了一千多兵马平叛，自己这个天子对此竟一无所知。

这一来，赵构可以再拿掉一个统兵大将，一個地方知州了。

曹泳是秦系的三号人物，他自己跑出来坦白，秦系的人谁敢出来反驳？

秦桧一直称病不朝，自然无法当场辩白。

只有一个秦熺在朝堂上是有发言权的，可曹泳坦承罪行，他在一旁就已听的汗透重衣，慌乱之中的辩驳，简直毫无说服力。

赵构阴沉着脸色，喝道：“定功军，隶属哪一军？”

新任殿前司赵密急忙出班奏道：“陛下，定功军挂靠于我殿前司之下，但是只由枢密院节制。”

这时候，大宋机构叠置、事权不一、责任难明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就连军队中，也不乏如此混乱的管理。

大宋对敌作战乏力，很大程度上不是军士们不勇敢、武器不犀利，而是混乱的叠架管理，导致运作效率大受影响。

兵事瞬息万变，如果领导机构如此臃肿，效率如此低下，结果可想而知。

比如靖康年间，金兵南下，亡国在即、生死攸关时刻，这时汴梁京郊有五百余尊炮，该赶紧运送回城去。

一则可以之加强城防力量，二则可免其为敌人所用。

可是，兵部说应该由枢密院派人把炮运回来，枢密院则说应该归军器监负责。军器监说应该由驾部处理，驾部说该由库部去运炮收储。

五个衙门还没扯完皮，金军的快马已兵临城下，五百多门炮尽数落入敌人，掉转炮口，成为攻城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