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十一日，官府向各州惠民局发放医药书籍。

三月二十三日，降冰雹，免江、浙、荆湖等路中户以下多年拖欠的税赋。

四月十七日，拨给大理寺、三衙及州县钱，用于伴合药剂治疗患病的囚犯。

啧！对囚犯还挺人道的嘛。

杨治轻啧一声，继续看下去。

四月二十三日，虔州有军贼谋反，反贼王田广等共计九人，公开处以桀刑。

看到这里，杨沅便“嗤”地一声笑。

来到大宋一年多了，杨沅对于大宋频繁的“造反”现象已经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大宋对于造反的界定标准非常宽泛：

三五个配军叛出了军营，是造反；八九个盗匪剪径，是造反；十几个工匠围了县衙讨薪，也算是造反……

大抵是宋国对于士大夫出身的官员实在是太优容了，一旦地方上发生造反，很少严厉追究地方官员的责任。

倒是在抚民安民的后续政策上最是积极。所以地方官员们报称有人造反，不但不会受到过多惩罚甚至没有惩罚，倒是可以趁机索要大笔的招抚费用。

哪怕是不拨钱粮，来年也有理由申请减免税赋嘛。

如此一来，地方官既能养望，获取一个好官声，又能“造福乡里”，充实地方府库。

等他离任时，弄一个万民伞什么的也就水到渠成了。

如此一来你好我好大家好，自然是热衷于报造反。

反正损害的是朝廷的利益，成就的是他个人的前程。

结果就是大宋的造反，真的是此起彼伏。

真的造反当然有，夸大其辞的更多。

以致于真真假假的造反多如牛毛，杨沅才来大宋一年，已经听说过好多次了。

如果按照他们这么严苛的标准，明朝时候仅赣南一个地区，大小动乱就有一百零二起，那要都算成是造反的话，全国得有多少起？

这时，茶博士来给他上茶了。

一个小二推了个茶车，送到他座位旁。

那茶车上有泥炉，炉中炭火正旺，上边坐了一把铁水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