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古人论事，首重道义，所谓礼也，以行道义。

豫让投智氏、为智伯刺赵襄子，此君臣之义也，待之如众，报之以众；待之如国士，报之以国士。故君臣之道，上御下，下报上，恩宠酬赐，则远近、亲怨不同，待之以常数，报之以众人，虽如此，于危急紧要之时，犹不知几人可用。

如豫让者，悠悠千载，能有几人，虽曹沫、专诸、荆轲，皆名传千古，而不能相比。沫以勇力事君，激于意气而发，于国虽利，实假敌之道义；专诸勇气慑人，不畏刀兵，然，谋光之私欲，以得厚利也；荆轲侠义无双，欲以一人之身而存一国，假献宝之名，行刺杀之实，实勇气可嘉，然，假秦王之名也。

此三人，或为国，或为主，或为天下，虽有道义之名，实多名利之争、私欲之行。

天下多名利之徒，故虽为名利，自可以为之。

太史公作《刺客列传》，列古之刺客五人，称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

此五人，古之名士也。然，天下之士，有高低之分。以勇力事人，以意气行事，此最末一等，如曹沫也；以勇奉忠，不惜死节，较之为善，如专诸、荆轲也。此三人，以敌之为不义，而立己之为义也。鲁庄之衰微，则曹沫之名弱，阖闾之强吴，则有专诸之闻达，秦王灭六国，而世人悲荆轲。

似豫让、聂政，不以异志而行不轨，不以恩赐而为不孝，依仗勇气，不吝身躯，虽未有成，不敢言弃，虽已成，而不敢忘后事。较三人也，几有君子之为，更居为上。非以敌之不义也，乃自行其道义也。

余虽称五人为义士，然刺客也，以一人之身杀另一人。古今言其道义，皆一人之道义也。无对错之辨、无家国之论、无苍生之念，以一人敌人、敌众、敌一国、敌天下。

嘉其勇、叹其志、咏其节，终不为天下所取也。

市井赞其勇、权贵念其忠、痴愚慕其节，虽不为秩序所容，当有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