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种情形在清末却又得到了一次小小的改变，光绪年间，矾红瓷器在民窑当中再次获得了突破，很多窑口能够用较低的成本，以铜釉为材料，烧造出颜色接近“鲜艳”的矾红瓷器，品质虽然不如宣德“宝石红”，却也比之前“珊瑚红”的宫墙色要更加偏近红色一些。

配上白瓷的底子，就显得非常的喜庆了。

这对帽筒器口就是同末光初那个年代的经典代表，器物口沿还描了金，金口下方是一圈如意晕头，之后是折枝花叶纹，蝙蝠纹，福字纹，寿字纹。

镂空的孔是海棠花纹的，孔口外还描了边。

所有的这些图桉又是用缠枝莲花纹给勾连起来的，“福寿连绵”的寓意，那是要多好就有多好。

唯一的不足就是底款的六字篆书“大清雍正年制”，倒不是说底款彷得不够好，而是雍正年间压根就没有这样的器型，两相结合一看，就感觉写底款这位笔力虚浮，不够健劲有力，似乎透着一股子心虚。

不过除了这一点瑕疵外，整个物件儿的彷造档次都是向着雍正官窑看齐的，工艺精湛，画工精美不说，矾红的花叶还渲染出了层次。

虽然在周至的眼里，这对瓷器在画工上有所进步，但是依旧是一种“出格”，换句话说就是彷品没有彷到十分，除了心虚的雍正年号寄托款，其它一切，从器型到画工到色彩，都以迎合讨好同光年间大家对瓷器的审美为目的。

这就彷得有些离谱了。

不过这物件儿在冯仓等人的眼里，却是比正宗的雍正矾红瓷器更“好看”，比之前那对将军罐更加缤纷热闹，当然乐意替换。

这也让马爷对着周至暗暗竖起大拇指，周至一通吹嘘，转眼同治官窑换光绪民窑，就给他省了一万多块。

最终冯仓又选了一对黄花梨的四方供凳，以及两件“不容易摔坏”的铜胎掐丝珐琅的鼎式炉，一方一圆，和画桌摆放到一起，那视觉效果也是没谁了。

“画桌后面的墙上好像可以挂点什么东西……”冯仓感到非常满意。

“挂画啊。”周至觉得自己家里的《坐龙图》配上这一套那逼格绝对拉满，不过那东西不可能再从自己的手里放出来，只能给冯仓提出建议：“按老习俗，冯哥办公室应该挂个八尺大中堂，那才叫气派。”

“挂画儿吗？”刘正匀也在摸着下巴琢磨：“我觉得大家都在挂画，因此已经俗了……不如……挂个龙袍？”